银行“惜贷”情景重现，如何刺激银行加速投放贷款？

文｜苏宁金融研究院

央行统计显示，10月份人民币新增贷款仅为6970亿元，创下年内新低。由此可见，在央行连续“降准”的宽货币引导下，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意愿并不强烈。

实际上，银行“惜贷”现象在1998年-2002年也曾出现，当前银行“惜贷”与上一次有何不同？如何提升银行的贷款投放意愿？或许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1998年-2002年，中国经济正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激烈冲击。在此大形势下，央行1997年10月至2002年2月先后五次降息，1-3年期贷款利率由10.98%降至5.49%；1998年3月和1999年11月还进行了两次降准，存准率下调幅度高达7个百分点，按1999年末存款余额计算，降准释放的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了7000多亿元。但是，宽松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贷款的大量投放，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长期保持在11%-13%的低位，2002年2月更是达到10.6%的历史新低（见下图）。

这是中国经济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银行“惜贷”现象。为何如此？需要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探析：

首先，当时银行自身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营困境。

2000年前后，国有四大行账面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5%以上，依照贷款五级分类方法调整后的不良率更是高达40%-50%，“四大国有银行技术上破产”成为当时国内外市场的一种主流看法。

为此，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用于剥离处置四大行的天量坏账。同时，央行严格要求商业银行审慎投放贷款，加大清收力度，逐步降低不良贷款比例，但坏账剥离之后的2003年末商业银行不良率仍高达17.9%。

其次，企业融资需求陷入低迷。

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前期高增长和经济过热现象迅速消失，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问题日趋严重。1998年上半年GDP增速仅为7%，全年增长7.8%，低于年初8%的预期目标，企业盈利大幅下滑或大面积亏损，实体经济启动去产能和去库存，例如纺织行业提出从1998年3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1000万棉纺锭，分流下岗职工120万人，汽车、家电等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行业，闲置产能也高达1/3-2/3。

1998年超过2/3的国企处于亏损状态，仅有31.3%的国有企业实现盈利（见下图），以至于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最后，银行正处于商业化转型的起步阶段。

从1993年启动国有银行改革，到1995年颁布《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的独立法人地位正式确立，“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银行商业化转型关键是从信贷规模控制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转变，由此确立了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流动性比例、集中度等监管指标，其中存贷比考核最为紧迫，银行降低存贷比的意愿强烈。

在经济疲软、存款增长乏力情况下，压降贷款成为降低存贷比的首要途径，由此形成了存款约束贷款、贷款派生存款能力萎缩的“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最后能走出1998年-2002年银行“惜贷”困境，关键在于三大内外驱动力：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繁荣驱动中国经济走出疲软；2003年外汇注资启动国有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根本扭转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难题；2003年房地产市场土地“招拍挂”制度全面实施，推动了依托于房地产市场的贷款需求快速增长。

视线回到当前的情况，今年以来，央行经过连续降准，银行间资金供应十分充裕，SHIBOR利率重回2015年-2016年低位（见下图）。换句话说，今年以来的货币和资金供应的环境，较2017年偏紧的政策有明显的放松。

在此背景下，2018年新增社会融资却屡创新低，货币宽松释放的资金没有显著提升银行表内贷款的增速。今年10月末，社会融资存量同比增速创下新低，表内贷款增长在经历短暂的小幅回升后再度回落。而表内贷款没有及时填补表外融资急剧收缩留下的缺口，是造成“宽货币、紧信用”的主要根源。

更进一步分析，为何商业银行“惜贷”的历史会重演，其原因与1998年-2002年“惜贷”既相似又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