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家人和朋友会影响你的态度和习惯

我们常常认为自控能力来自于内心，但我们的许多行为同样依赖于朋友和家人。我们身边的人不仅能让我们变得更胖，喝更多的酒，甚至还会让我们更少地关心环保，更危险地驾驶，等等。这不是简单的同辈压力——在同辈压力下，我们会故意以某种方式来使自己变得合群。相反，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在你的意识之下，大脑会不断地从你周围的人那里获取线索，以此来指导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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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个人的自我意识来自于他人。你从某个群体中获得的身份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坚持这些价值观，即使你已经离开了这个群体。如果你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某所大学的学生，或者是学者，那这些身份就是你在与他人的大多数互动中所代入的东西。

举例来说，与其他人群相比，学生对毒品合法化或支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态度往往更为强烈。

这些都被称为社会规范。虽然这些规范通常是稳定的，但如果相关群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与其角色不符，就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面对陌生人的批评，我们可能会选择帮助自己的同辈。但如果让我们形成自己的观点，我们会把这种伪善的行为解释为一个可以放松自己观点的信号。这种现象被称为“替代性失调”。

替代性失调是指当你发现某人的行为与你的态度不一致时，你改变了你的态度，当我看到你以一种非环保的方式行事时，我应该感到尴尬，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不一定会开始模仿你，但我会改变我的态度，从而反映你的行为，因为我觉得自己和你很相似，我把你看作是我自己的延伸。

这项研究的灵感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几项关于防晒霜使用中替代性失调的研究。与此类似，有些人的虚伪行为会放松人们对防晒的态度，而防晒的关键就在于高度警惕晒伤风险。

与朋友谈论健康选择的过程也会对我们的决定产生重大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与朋友谈论反吸烟运动会减少人们的香烟摄入量，可能是因为这些谈话让吸烟者有机会找出哪些信息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最为相关，然后付诸行动。研究者通过对28项研究（总共13.9万名参与者）的荟萃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

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可预防的不健康行为，比如吸烟和肥胖，我们可以在网上获得大量信息，但人们仍然吸烟，仍然不锻炼，我们的朋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以我们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影响我们。他们的存在可以决定我们是对这些健康信息采取行动，还是忽视它们。

一项研究对美国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与其他人谈论过最近的饮酒经历，以及这些谈话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是积极地谈论饮酒，那他们第二天更有可能喝得更多，反之亦然。不过，这些模式也受到我们所处社会环境的高度影响。

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会不断重新评估从每一个选择中可能获得的价值——这一过程被称为“价值最大化”。我们决定走楼梯而不是乘电梯，可能取决于我们午饭吃了多少，也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正准备开始跑步，甚至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和玩铁人三项的同事一起走进大楼。与朋友交谈的任何影响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也正是我们的意志力波动的原因。

比如说，我前一天和一个朋友就酒精的一些负面影响进行了交谈，但第二天我和其他人在酒吧里——我仍然会认为前一天的交谈对我有某种形式的影响，然而，这只代表了一个相当简单的人类决策。我们并不总是（非常）理性的——我们能很快做出诸如此类的决定。某些信息类型的重要性会在一天中不断变化。

当遇到问题时，我们的选择通常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包括这些人的反应，之前可能进行过的任何对话，以及我们对朋友们正常行为的基本理解，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有疑问，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别人在做什么，然后模仿他们。我们一直在这么做，而且可能不会意识到这种影响。

当我们与他人一起吃饭时，我们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即用他们的行为来引导自己，很多研究表明，当我们和吃得很多的人一起吃饭时，我们会吃得更多。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受到这种影响。他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口味、价格或饥饿程度，而不是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