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和苹果，到底谁站 C 位？

其实，这一幕早在 2015 年华为消费者 BG 那场著名的内部争吵中就已经注定了。

2011 年华为决定从粗制滥造的运营商定制手机转向公开市场，2013 年又推出互联网手机品牌荣耀，这两个关键转型都得到任正非的坚定支持。但到 2015 年小米攻势最为猛烈的时候，华为内部充满了危机感所带来的各种自我怀疑，用 CMO 张晓云的话说，" 那一年都是争吵过来的 "。

激进派主张全盘小米化，把荣耀推到第一线，以线上代替线下，弱化华为品牌，用低价产品占领大众市场，先安内再攘外。

保守派希望缩短产品线，再造一个苹果，最大限度发挥华为的品牌优势，与苹果和三星争夺那 10% 的高端市场，而不是陪着友商玩小米 + 步枪。

务实派走的是三星式道路，做全产品矩阵，用荣耀在低端市场牵制小米，依赖技术 + 硬件 + 专利 + 品牌的策略巩固在中高端安卓手机市场的地位。

余承东支持后者，华为手机业务由此迎来大发展，这才有了今年 Q2 以 5420 台的出货量超过苹果的 4130 万台，而且这还是一个有 IDC、Strategy Analytics、Canalys 和 Counterpoint 四大机构背书的具有公信力的数据。

余承东的战略在有形指标上很成功，但有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拖累了华为的利润。

华为去年 2017 年营收 6036 亿元，阿里 1582.73 亿元，腾讯 2377.6 亿元，表面来看是四个阿里、三个腾讯的节奏，但与 BAT 不同，华为天量营收的躯壳之下有着沉重的实体负累，而且为了支撑消费者 BG 的奋斗，每年都在透支利润。

从 2014 年开始，华为利润率就进入了下行通道，2014 年是 9.6%，2015 年是 9.3%，2016 年是 7.1%，去年是 7.9%。2016 年那一波低谷让任正非对余承东提出了严厉批评，因为当年消费者 BG 的利润 20 亿美元，还低于上年的 22 亿美元。任正非在内部会议上要求余承东关注现金流的同时，要 " 合理地赚钱 "，这并不过分。

而余承东有自己的困难。

华为手机处境特殊，一方面背负着远高于友商的研发和技术投入，一方面又有出货量和利润的双重压力。更要命的是，余承东在 2013 年提出的 " 三五年超过苹果 " 的口号已经进入最后兑现期，不能功亏一篑。

所以可能的解法只有两个：

1. 保持出货量的前提下抬高手机均价，这一点华为做得极为成功，Mate 10 全球出货达到了 1000 万，P20 系列突破了 900 万，这强化了华为在 600 美元～800 美元的市场表现。

2. 改变任正非批评的给渠道打工的局面，华为的渠道返点高出其他友商 4%～8%，余承东不能一刀切，只能收缩 T3 级以上城市的成熟市场，在 T3 以下城市继续施压。

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现实是，失去了美国市场的华为手机很难完成任正非期望的利润指标，美国一年高端机的出货量在 6000 万台以上，找不到运营商的华为仅靠终端市场或电商走量，几乎不可能与苹果和三星竞争，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另一方面，iOS 是马里亚纳海沟，Android 是珠穆朗玛高峰，华为攀得越高，与苹果离得越远。因为数据显示高达 87.8% 的果粉在换机时仍会选择 iPhone，而不是同等价位的 Android 手机，苹果账户中超高的递延收入（产品预付款）一直令所有厂商羡慕。

华为登上 C 位必须也只能与三星 PK，然而论硬件之强无人能撄三星之锋，余承东只能对软腹部动刀子，就是瞄准 Android 系统久用卡顿这个致命病灶。

一般来说，顶级科技或互联网巨头都有能力开发独立的手机操作系统，但这个投资完全没有性价比，原因很简单：第一，你不能保证流畅度高于现有的 Android 系统；第二，建设生态条件不成熟，阿里 YunOS 就是先例；第三，有可能激化与供应链或友商的矛盾。

华为 2012 实验室下边有很多名称高大上的研究部门，欧拉实验室就是自研操作系统的，但顶多是一项防御性措施，任正非也说过，" 别人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华为更关注的是工程科学创新而不是基础研究。

不过要对 Android 系统进行修补亦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