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世界杯，媒介四十年

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注定了是一场全民狂欢。

这场四年一度的契约，给了人们暂时释放自我的机会。每届的世界杯，总会随着集体无意识的狂欢，造就一场场历史性的画面。

从1978年央视第一次转播世界杯到2018年央视即将第十次直播世界杯，跨越40年的世界杯见证了媒介的变革，也见证了社会的变迁。

1978年，当时还叫“北京电视台”的央视第一次转播了阿根廷世界杯决赛的两场比赛。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时的央视并没有获得转播授权，而是借用了国际广播卫星的公共信号。

80后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年少时怀念的足球解说宋世雄，居然是在香港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带着耳机看着电视，完成了这四场比赛的解说。

由于信息极度匮乏，他是从报纸上把一个个球员剪下来仔细辨认，再和电视上做比对的。

在沉闷的年代里，世界杯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无论是阿根廷还是中国。

面对政治动荡，阿根廷主帅梅诺蒂在赛前放下狠话：“这个国家正当的事情只剩下足球了，而我们就代表着这一切。”阿根廷全国上下期望用一场家门口比赛提振低落的社会气氛。

他们做到了，他们的胜利也感染了17000公里之外的中国。

虽然1978年中国每百户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仅有13.8%，虽然国家刚刚经历10年动荡，大家对未来还很迷茫，但是这场足以在中国掀起一场时代旋风。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足球这个神奇的介质上相互交织，得到了完美的化学反应，让中国人汗毛倒竖。

当阿根廷队在自家门口捧起大力神杯，以此象征自由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也感受到了体育运动和国家荣誉之间的血脉联系。

这也间接让举国奥运在后来几十年成为“大国崛起”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世界杯第一次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也另一种价值观，个人主义同样可以为集体获取荣誉，两者不产生冲突。

1978年世界杯后6个月，一场关于真理问题标准的讨论如惊雷一般在这片国土上展开，新的年代从此拉开帷幕——个人主义、追逐财富不再是一件遮遮掩掩的事情。

在80年代，冲进世界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某种愿望，无论是国家政治层面还是民众基础层面都是如此。

1982年，参加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的中国男足被给予了更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男足以6战3胜1平2负的成绩最后倒在了附加赛门口，无缘西班牙世界杯，但是这个成绩足以告慰全国上下。

男足队长容志行拖着缝了八针的小腿带伤上阵，后来被那个时代树立为“志行风格”，和日后被传为励志佳话的“女排精神”并驾齐驱，成了激励社会的典型。

虽然中国队无缘世界杯，但在国家意志的支撑下，中央电视台后来还是全面参与了1982年第12届世界杯的报道，通过亚广联与香港无线电视台等十几个亚洲国家联合购买报道权，共进行了22场比赛的转播。

对那时的央视来说，购买转播权是有压力的，以内这一年国际足联把版权价格涨得非常高。

央视只能和其他一些国家联合购买了转播信号，把宋世雄送到香港的演播室里面边看画面边配解说。一晚上要录制三场比赛，第二天上午再把所有比赛情况做成专题片送回北京。

彼时，再度登上世界杯解说舞台的宋世雄用“1号传给2号，2号传给3号，3号传给4号……”这种略带呆板的却短促高昂的语音激发了一代人的足球热情。

用网易新闻在2008年《世界杯与中国球迷三十年》系列报道中的话来说——这种略显呆板的解说，正是当时整个社会语言体系的特征。

但在那个物质精神文化并不富足的年代，对观众来说，即使如此依旧甘之如饴。大学生们通过极为有限的广播、报纸信息、电视花絮甚至是寝室里的以讹传讹道听途说，逐渐知晓了球星们的奇闻佚事。

“球迷角”这种我们今天看来有些荒唐的事物，就诞生在这个特殊时期。

一些球迷把有限的信息经过无限的演绎，口水啧啧地给其他信息渠道闭塞的人讲述球场战况，以至于“球迷角”的氛围最终颇为奇怪——它更像是一个说书、说相声的球迷聚集地。

指针划到1986年，央视已经拥有了直播权，而且覆盖了全部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