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会被杀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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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洪言

在消费金融行业，助贷大名鼎鼎。不过，助贷似乎遇到了麻烦。近期，无论是网上传出的联合贷款征求意见稿，还是地方监管机构业已出台的管制规则，都在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监管已经盯上了助贷。

助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助贷是连接银行资金和互联网平台流量的主要纽带，也是这两年商业银行零售转型的核心推动力，某种意义上，没有助贷，就没有银行零售转型的成功；另一方面，助贷的发展，深化了金融产业链分工，也会逐步模糊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届时，监管赖以施展影响力的牌照监管，或将遭受根本性的冲击。

正反两面，监管会如何抉择呢？

直白地理解，助贷就是为放贷机构的贷款业务提供支持和帮助。早些年，这种支持是浅层次的，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务的场景化和金融科技化，外部机构的支持越来越深入，从获客深入到风控环节，这才让助贷这种行为获得了“助贷”这个专有名词。

分工协作能显著优化资源配置。在讲究专业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协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比如在制造业领域，分工的细化恰恰是产业链成熟的最主要标志。在金融行业，类似助贷这样的分工协作，也是趋势所在。

就现阶段而言，监管并不反对助贷，反对的是助贷被用错了地方。先来看一则监管规定。

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要求农商行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当年新增可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当地。

乍一看，好像监管挺反感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这件事。如果真是这样，五大行、全国股份制银行不都在跨区域经营吗？监管反对的是不具有跨区域经营能力的农商行跨区域经营，而非反对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本身。

同样的道理，监管并非反对助贷，而是反对助贷被用于协助农商行实现了跨区域经营。

助贷是好事，有助于推动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信贷融资的覆盖面，降低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过，助贷也有其自身的边界，根据协议安排，银行是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对银行的风险评估和贷后管理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若银行不满足这些基本条件，靠助贷做大规模并跨区域经营，会造成相关银行的信用风险过载，给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带来潜在风险隐患。

这是第一点，助贷与跨区域经营。在这个问题上，助贷没有错，所谓的错，不过是工具被用错了地方。

对助贷的管制中，还有一条，就是不允许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并要求助贷机构向放贷的金融机构开放必要的风控数据。

这一条，则涉及到牌照监管问题。牌照监管的有效性，以持牌业务边界的清晰性为前提。监管禁止持牌机构将核心风控环节外包，就涉及放贷牌照的边界问题。

在牌照监管的现有体系下，类似的规定比比皆是，比如在对聚合支付商的管理中，就明确要求聚合支付商不准碰触“商户资质审核、受理协议签订、资金结算、收单业务交易处理、风险监测、受理终端及网络支付接口主密钥生成和管理、差错和争议处理”等业务，一旦过界，就是非法从事持牌机构业务，这些业务就是收单持牌机构与非持牌机构的边界。

问题是，从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看，牌照边界的模糊化似乎是大势所趋，反过来就会消解牌照监管的有效性，成为监管机构真正的“心腹大患”。

分工的细化与合作的深化，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模糊所有权的边界。当你90%的业务来源于单一客户时，你究竟在为老板打工，还是为这个客户打工，某种意义上没有区别。正如《在平的世界中竞争》这本书中提到的一句话，“如果你购买一个工厂100%的产品，那么你在法律上是否拥有这家工厂还有任何意义吗？”

金融业也在经历一个分工细化与合作深化的过程，巨头在搭建开放平台、为银行获客导流的过程中，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当开放平台为某家银行供应90%以上的客户时，银行牌照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巨头在法律意义上是否拥有一家银行牌照，反倒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