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革命转折时期的地方小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脑极体

报纸停刊，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从2015年开始，就传出了纸媒利润率暴跌53%的消息，此后2016年《京华时报》和《东方晨报》两家报刊的停刊，似乎打响了传统媒体消亡与重生的第一枪。此后传媒阵地在微博热搜、微信公众号10w+和个性化资讯推荐算法之间来回流转，却也再少有人关心纸媒的命运。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朋友圈里为一线城市的都市报扼腕叹息播撒情怀时，几乎很难有人想到那些三线、四线包括县级地方纸媒，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这些纸媒的可替代性极强——一个县城内所发生的故事，很容易被“吃喝玩乐在X县”这样的公众号每天五条推送讲完。

但这类纸媒存在的意义，其实不比大城市的都市报小。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曾经提出过“后院理论”，既随着媒介形式的更迭，人们获取信息的范围变得更大，反而没有注意到自己后院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在我们通过新媒体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热点时，往往没有注意到类似当地企业排放污染这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而地方传媒萎缩所导致的监督缺失更加重了这种情况。

经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对美国每个州前20个污染企业舆情和环保政策的调查，他们发现每家企业的排放量几乎是和被媒体“敲打”的次数呈现反相关的关系。

但当如今地方传媒萎缩，一方面不再有专业人士对企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在缺乏引导和舆论疏通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相关事件，很可能再社交媒体中酝酿爆发甚至演变成群体事件。

在最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与差异化发展。

在媒体的融合发展和自我革新中，地方媒体究竟会遇到哪些特殊情况、如何克服这些问题？而地方媒体成功转型又在全媒体矩阵中有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弄明白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向海外寻找一些参考对象。最近，牛津大学推出了一份关于欧洲地方性报刊数字化转型的报告，对芬兰的《卡勒瓦日报》（Kaleva）、法国的《尼斯晨报》（Nice Matin）、英国的《肯特周报》（Kent Massenger）等等报纸进行了相关调研。

这些报纸都扎根地方，发行量在几万到三十余万不等，体量与我们的市级报相当。而这些报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读者们开始转移到谷歌新闻、YouTube视频和社交媒体，报社收入严重下滑。

这些报纸的数字化转型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的地方媒体提供一些参考。

世界上任何一家企业的转型，都是无比痛苦的。这一点对于报社来说更是如此，而对于人员规模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地方报社来说，就更更更更是如此了。

首先在最起码的人才供给上，地方报社就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发行了《肯特周报》的KM传媒集团，其董事长杰拉尔丁就表示集团一直在费力招揽和留住年轻人，但在年轻人看来，时尚杂志、Youtuber、ins网红、Podcast主播这些职位才更接近他们心中的传媒工作，“报纸”是个非常不性感的词，更何况做地方报还意味着要留在小城市。

在自媒体高收入和大城市人才虹吸的双重冲击下，相信我们的地方报社同样也会面临这些问题。实际上即使是央媒这样的“钛合金饭碗”，这两年同样在外部环境冲击之下出现了一阵离职创业潮。

而当人才供给不足，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变成工作人员工作模式调整和态度转变的问题。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传媒专业的教授提出，对于地方报的编辑记者来说，以往由于版面有限，他们的工作量相比新媒体业务来说是非常低的，向新媒体转型，开设社交媒体账户和门户网站后，不仅仅撰写稿件的数量增多，还员工还需要学习视频剪辑、社交媒体互动等等新技能。

德国Main Post主编提出，令人头疼的是，由于处于转型期间，报社的收入通常还是由纸媒上的本地商户投放所支撑的，这让很多编辑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要学习新技能，进而缺乏改变的动力。

以笔者自己的经验来说，几年前也曾在报社体会过一个月写5000字的美好的时光，与新媒体行业的工作强度相比，很难说其中要有多久适应期、这种适应期是否会劝退一些人。尤其经过这几年传统媒体人才流动，几乎已经形成了“寻求高收入出去创业，寻求编制、安稳、轻松留在传统媒体”的默认潜规则，想让这一部分人进行改变，恐怕成本不低。

还有一点有趣的问题是，地方媒体在转型的过程中，同样也像新媒体“小编”一样在为平台推荐算法而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