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舆论的介入，互联网巨头不得不学着避免越界

当34岁的扎克伯格、全球超级科技巨头中最年轻的创始人被迫就隐私事件前往美国国会接受议员们的轮番质询，当连接了超过十亿中国人、创造了无处不在的微信、一度拥有亚洲市值最高公司头衔的腾讯被质疑没有梦想时，似乎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将杨致远、贝佐斯、佩奇、扎克伯格、马云、马化腾们视为偶像、给与特殊关爱的时代。

不包括在此之前已经被用户和谷歌这样的后起之秀放逐的杨致远和他的雅虎，几乎所有的重量级公司近年都遭受了这样或那样来自传统认为属于商业以外的压力：

当初那个将反垄断作为“不做恶”主要内容之一、对微软进行冷嘲热讽的谷歌，近年也一直陷于反垄断调查，并在去年被欧盟以“乱用支配地位、妨碍竞争”为由罚款24.2亿欧元；

在美国，迫于压力，Facebook、Twitter这两家过去纠结于言论自由的社交媒体，终于决定在反恐、假新闻等领域采取积极行动；

在中国，对百度和携程的商业模式的质疑时有出现，阿里和腾讯也都因为自己的某些业务或业务特点而遭受到了社会的质疑，比如腾讯的王者荣耀风波和阿里遭受的来自传统经济和用户（在营销事件中）的压力，甚至连今日头条这样的年轻公司也不例外——不久前其旗下应用内涵段子因为低俗等问题而被永久关停。

糟糕的是，这些糟糕的处境并不能轻易被摆脱，甚至可能再也无法摆脱——除非身处其中的公司能够清醒认识到发生了什么，并找到适当的对策，在年初的回顾与展望文章《社会共治、技术驱动与AT现实》中，尹生将其称为社会共治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产生来自于如下的因素：

一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全球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接近50%，成为真正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从腾讯和Facebook这两大社交网络的用户规模就可见一斑——微信的月活跃用户已经接近10亿，Facebook的月活跃和日活跃用户分别达到22亿和14.5亿。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使用者的一举一动影响巨大，这种影响被互联网广泛存在的网络效应所放大。

二是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具有先天的社会敏感性——至今互联网公司的主要商业模式都建立在对用户数据的利用之上，无论是主要采用广告模式的社交网络还是搜索引擎，或者传统的内容门户，还是那些建立了用户付费模式的公司，比如亚马逊或奈飞，都不例外。当用户增长放缓（去年全球和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下降是这种反映）时，过去依赖的用户增长驱动，就难免会转向变现效率的比拼，而这无疑会加剧对用户数据的使用。

三是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导致了不仅在科技行业内部，甚至在整个经济层面，都出现了头部固化的趋势，这些固化可能体现为资本、技术与商业等多个层次。这表现在自从Facebook出现、奈飞全力转型流媒体并最终奠定当全球今互联网的主要头部格局后，再也没有出现足以撼动这一头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让互联网规模成倍增加的移动互联网也不例外。

在这之后出现的重量级参与者（包括应用）中，除了Uber、Square、Snapchat、今日头条等少数例外，大多数都要么诞生于超级头部内部，比如微信和微信支付，要么成为它们的猎物，比如Instagram、WhatsApp、Youtube等，要么贯穿着巨头的力量或已经成为其生态的重要部分，比如滴滴、美团等。

不出意外，全球首家万亿美元市值公司将很快出现在与互联网相关的领域。而让公众不满的是，即便如此，这些巨头如今仍然或多或少享受着从一开始就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比如在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在制定与用户（现在他们已经扩展到大部分公众）相关的政策上、作为基础设施的监管等方面，它们仍然拥有着几乎不受或很少受到的与传统行业公司同等的要求。

四是互联网对传统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冲击。作为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源，互联网的影响深度与广度不亚于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甚至更甚，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创造了庞大财富的产业，更会再造社会和经济结构——不管是那些处于头部的巨头有意还是无意、愿意或者不愿意——比如互联网在美国选举中的介入深度被认为威胁到了美国的选举制度，而对传统行业的瓦解与再造甚至导致美国特朗普总统对亚马逊公开开炮，巨头们在反恐、假新闻等问题上的长期不作为，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所有这些冲突最后都会集中体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互联网世界和社会，或者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怎样的互联网社会治理体系。互联网释放了生产力，将传统打碎，但你不能指望它们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中也会扮演公正的角色——实际上也不可能由它们来完成这一使命，因为它们只是带有私人目的的企业组织，它们注定会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