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权威跌落神坛，创始人崇拜毁于2018？

11月28日的伦敦，英法阿根廷等九国官员举行听证会，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严厉问询都对准了理查德·艾伦，而议员们毫不间断的质疑和指责，看似是要把扎克伯格继续缺席的愤怒转移到这位代言人身上。

扎克伯格虽未现身，但少不了焦头烂额，前几日旧金山综合医院掀起“除名行动”，这段小插曲似乎暗示其形象崩塌避无可避。而两个月前，同样处在风口浪尖的马斯克，最终以董事长职位为代价草草结束了私有化的玩笑和失误。

大洋彼岸，刘强东和刘立荣这个冬天恐怕也好过，前者牵扯的性侵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者则因为一次赌局彻底丧失未来。这些曾经因商业传奇和个人魅力而备受追捧的创始人，在2018年却一个接一个地跌落神坛。

与之打破的，或许还有创业神话所滋生、长期存留于公司内外的创始人崇拜。

2014年底，美国最大互联网学生教育服务平台Chegg集团旗下的海外院校信息平台，曾发起一项评选90后留学生心目中“最崇拜的科技偶像”的投票，扎克伯格、李彦宏、比尔·盖茨位列前三。

榜上有名的创始人们凭借商业财富、思维理念、性格魅力等因素，在大众心中自然而然地沉淀出向往和崇拜之情，而这种无意形成又或刻意塑造的人设，其实所创造的商业利益远比名人效应还要庞大。

这点恐怕阿里深有体会，热爱演讲的精神教父到底给阿里输送了多少人才，他们内部或许都不知道，但是这群人却可能有着比旁观者更深的创始人崇拜“情结”。就像纵然扎克伯格现在骂名缠身，员工也愿意为他遭受公众误解而打抱不平。不过这不全然是个人魅力，创始人崇拜更稳固的根基在于控制，在这方面，精明的创始人可谓各有心机。

2004年谷歌上市，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双层股权结构的智慧，几乎延续到以后IPO的大部分互联网公司，而扎克伯格则继续将其“发扬光大”。2017年初扎克伯格遭遇一次小范围的“逼宫”，小股东们希望将其踢出董事会，然而这份33.3万签署的请愿书，却依旧没有阻挡扎克伯格别出心裁的C类股票发行。

2015年扎克伯格夫妇承诺捐出他们持有的Facebook 99%的股份，这被捐赠的股份正是C类股份，扎克伯格的控制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集中。尤其是在肖恩·帕克被逮捕、决定离开Facebook时，这位倒霉的董事会成员走之前的条件竟是让扎克伯格继承其席位。

隐私丑闻后，扎克伯格坚持不会卸任董事长之职，确实，公司内部没有任何机制能逼迫扎克伯格辞职。不过马斯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Twitter上的“疯言疯语”引起了众多投资人的担忧，更令业内开始反思硅谷创始人崇拜的“恶果”。

其实很早之前，马斯克的问题可能已经初露端倪，2015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曾撰文揭示这位“当下最伟大创新者”的另一面。文中提到，凡是能留在马斯克身边的员工多是兢兢业业、不问名利的那些：Space X总裁Gwynne Shotwell 、Tesla首席技术官的JB Strauble，这两员大将都属于忠诚可靠又永远不会抢风头的实干家。

同时，马斯克坚持他个人的成功故事，而否认公共部门对其支持的重要性。在这位作者眼中，马斯克通过夸大自我功劳而将自己捧上神坛。

马斯克之于特斯拉，就像刘强东之于京东，在刘强东消失的80天中，外界猛然发现京东竟没一个能在舆论扭转上够分量的人，偌大的京东没有二号人物。刘强东无法放权，或许来自其事无巨细、凡事爱插手的性格，2011年左右，刘强东曾对外表示，“如果管理了十年，还不能放手，这是我的严重失败”。

但是即使后来几度放权主动离开公司，他也没有走得太远，连早会都照例参加。

绝对控制加上个人神话，如果说扎克伯格、马斯克、刘强东对内形成的创始人崇拜，开始显露出神坛上独裁者的负面，那么刘立荣可以算是个人和公司不分的最极端案例。在承认赌博事实后，他坦言，“我创办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绝对的权威，我个人没有其他收入，难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创始人在自己的国度称王，却未必能永远正确，而失误却要更多人承担。

2007年利文斯顿将采访内容汇编成出版的《创业者》，该书籍一度成为创业运动的“圣经”，在他总结的创业公司理念中，“不要为了拿到巨额融资而交出公司的控制权”，是最基本的一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硅谷进入了创始人友好型风险投资的时代。